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梳理和评述

来源:军顺范文网 时间:2022-11-03 12:50:04

内容摘要:打开文本图片集摘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过渡时期,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

zoޛ)j首总结经典社会学理论、结构功能主义与常人方法学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结构化理论,以此来化解“二元对立”问题,并且将其应用于对现代性和全球化等问题的分析中。吉登斯认为人的能动性发挥和社会结构的形成是在人们日常看起来支离破碎、司空见惯的实践活动中实现的,社会结构不仅具有制约性而且具有使动性。 吉登斯对实践这一人类理性活动的重视以及历史性这一概念的提出,使得其理论隐含着强烈的建构主义特征和主体主义偏向。

关键词:结构化理论;能动作用;评述

1 引言

帕森斯在20世纪30年代融合欧洲社会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和人本主义传统,建立了结构功能主义,实现了社会学理论第一次大规模的理论融合;随后,吉登斯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了比帕森斯视野更广阔的又一次社会学理论融合。

当时,包括布迪厄(1977)和Bhaskar(1979)在内的众多结构化理论研究者,都曾经借鉴过Berger和Luckmann(1967)的“社会与个人相互构造”的概念以进行学术研究。然而,唯有吉登斯的研究成果,吸引了众多来自社会学界和结构学领域学者的注意。他不仅批判了美国的结构功能主义、法国的实证主义和德国的人本主义等各种流派的杜会学理论,而且还批判了法国后结构主义、德国交往行为理论和美国新功能主义等当代社会理论,建立了内容丰富的结构化理论(刘少杰,335页)。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获得巨大的成功,这也让其成为社会学界最负盛名的社会学家之一。

2 结构化理论的起源

吉登斯之所以提出结构化理论是希望以此来弥补社会学界7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最具统治地位的两种社会分析方法中存在的缺陷。其中,其中之一便是实证主义或吉登斯称之为的“自然主义”社会学(反映其对客观主义和生物学方面的趋向 [Giddens 1984,p.1])。将“功能主义和结构化方法”视作这种类型的典型例子,吉登斯认为它们“强于结构而弱于行动”(1993,p.4),它们认为人类行动者懒惰而无能,并且认为“整个社会整体超越于其各自零散的部分而存在”(1984,p. 1)。

对于解释性社会学、舒茨的现象学、 加芬克尔的常识性理论、 和维特根斯坦式语言哲学的“强调行动而忽略结构的作用”,忽略“制约性、权力和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吉登斯也同样给予了批判(1993,p. 4)。这样一来,结构化正是试图避免这种不均衡状态和二元对立,试图将结构与功能构建成一个相互本构的二重性存在。

抛弃了客观主义和反实证主义的方法视角,吉登斯在之后的研究中开始采取后经验主义和反实证主义方法论 (Braynt and Jary1991a),描述客观存在的人类活动的普遍规律,而这正是被实证主义研究者视为的“明显的荒谬” (Giddens1984 ,p.345)。此外,除了对解释学方法的批判,吉登斯更对社会科学作出“不可挽回的诠释”的评价(1993 年,页 13),即过分依赖于作出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方法对社会学研究没有贡献。

3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一直以来,吉登斯的首要目标是创立人类社会的本体论,用以说明“什么事物存在于世界中,而不是正在发生什么或是它们之间发生了什么”(Craib 1992,p.108)。因此,结构化理论涉及的是高度抽象的社会现象,而不是处于特定情境之下社会现象的具体实例。

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研究方法,结构化理论旨在对具有知识性和能力的人类行动者和行动者所在的广泛的社会系统结构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详尽的阐释说明,同时也成为连接有关人类能动性的理论与结构相关理论之间的有效桥梁。吉登斯指出,现代社会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在于“能动性”与“结构”的二元对立,这种结构二元对立几乎广泛存在于人类和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之中(chouinard,1997)。与此同时,他也针对社会学界长期以来关于“能动性”与“结构”的二元分立状态提出自己的解释:

The mistake,so he said, was to treat ‘structure’ as establishing the parameters within which ‘agency’ was able to exercise its independent discretion.

即错误在于,将“结构”视为一个创造参量的过程,而“能动性”则在这样一个参量之中发挥其自主决断性。

与此同时,吉登斯认为结构存在于行动的每一个瞬间,它同时具有制约性和使动性,并且结构只存在于互动的建构过程之中,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中结构才得以不断再生产和转化。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理论的建构中有不可或缺的三个最根本的概念:区域化,反身性和结构二重性。

(一)时空,例行化和区域化

时间与例行化:时间并不是容纳的环境,时间其实社会中活动的构成,生活在不同环境的人们看待时间的方式也不同,现实的时钟是时间的象征或表现形式。时钟所呈现的时间给我们感觉是向后,这种观念称之为“可逆时间”。针对时空的不同分析,会使我们获得不同方位的意义

空间与区域化:不仅为空间的局部化,还涉及了与各种例行化的社会实践发生关系的时空的分区。在这种区域化的环境中,交往的进行可以允许人们脱离短暂的时间缺场,或空间缺场的互动存在。

社会生活的延续不仅依赖于在时空中共同在场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之中,同时也依赖于与不在同一时间空间的行动者创建互动的叙述。这两个维度—时空的例行化和时空延伸—蕴含了“在场”与“不在场”的表达。即场所之内或场所之间各区域在时间、空间或时空上的分化,可以运用这一重要观念来避免过分相信社会始终是内在均衡同质的统一总体。

(二)结构与行动,能动作用,反身性

结构与行动: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constraining )和使动性(enabling)。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中。

能动作用:针对人类的能动作用,吉登斯的态度是非常坚定的,他认为除非是在被麻痹或者被粗暴对待的情况下,任何人类行动者都具有“做任何其他事情的能力”(1989,p.258)。因此,“在任何有利于再生产出常态社会生活的行动之中,都蕴含着可变性”(Giddens 1993,p.108)。而这也进一步导致吉登斯更坚定认为结构始终具有授权性和制约性。相较之下,以布迪厄为例,他认为结构更多是在社会外在力量的作用下形成;制度化理论中则认为行动者的信仰和行为是由他们所在的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下塑造而成。这样看来,吉登斯则过高估计了行动者的能动作用。

反身性:对具有知识和能力的人类主体而言,社会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一种熟练的技能,而非对任何超越历史的“逻辑性”或“机能性命令”的自主回应。行动的反思性监控是行动者活动流中体现出来的人的行为的目的性或意图性。(吉登斯,P41) (三)结构,结构二重性

结构:在研究结构化理论的过程中,吉登斯借用了法国单词“structuration”作为术语来描述他的结构化理论,他力图强调社会结构正在不断被日常的社会实践流所创造。因此,相较于先前的实证主义和微观社会学概念,将结构视为一种存在于社会事实中的法条式的规则或超越时间而存在的聚合行为模式,吉登斯的研究视角是完全不同的(Porpora 1989)。“在看待社会生活时,我们应该注意,不该将社会生活视为外在于社会的存在,也不该将其视为一种个人生活的内在产物,而是应当将其看做是由行动者所承载的持续性的一系列活动和实践,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再生产出更广泛的社会制度”(Giddens and Pierson 1998,p.76)。这样一来,结构化所强调的重点就在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中,而不是一个或者其他单个的之上,强调动态的过程而不是静态模式或模式上。最终,吉登斯采用了一种特定的、 非常规的定义为“结构”做了说明,最终定义为:“规则和资源,以社会系统的属性而结合在一起” (1984,p.25)。

结构二重性:结构化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吉登斯拒绝传统的二元对立视角,即简单地认为社会结构要么是由作为社会属性而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所决定,要么是由自主性的人类能动性所决定,而是提出结构与能动性是一种相互本构的二元性存在。这样一来,社会现象就不再只是结构或能动性的产物,而是两者相互作用下的共同产物。社会结构不能独立于能动性存在,能动性也不能独立于社会结构而作用。人类行动者在其行动之中利用社会结构,与此同时,这些行动又成为社会结构生产与再生产的中介。结构化理论的论点正是如此:结构既是行动的中介又是行动的结果。正如吉登斯书中所言

“the rules and resources drawn upon in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social action are at the same time the means of system reproduction…the constitution of agents and structures are not two independently given sets of phenomena, a dualism, but represent a duality”(pp.19,25)

为分析起见,吉登斯对结构进行标识 ——意义、 统治和合法化——三个维度。相应地,互动则用——沟通、权力和约束——三个维度限定,其中将结构与互动维度联系在一起的方式则是通过解释图示、 便利手段和规范。

我们可以借助日常生活的例子来理解这一点。人们上班的着装可以反映出社会结构对其的影响,而其中的社会结构正是由个人的惯常行动所再生产的。例如,我们可以预想到在办公室等正式工作场所,人会通常会或多或少穿上正式的、 商业的装束,比如一套西装或休闲服装。即当我们在某种工作场景下遇到一个人时,我们可以利用“表意的结构”来了解这个人的社会角色。所以,如果我们在医院遇到一个穿白大褂的人,我们很可能假设他是一名医生,如果在实验室那么他很有可能是科学家。着装并不只是表明一个人是谁,更传达出他们所被赋予的权利这样的深层含义,这正是“支配的结构”的体现。因此警务人员的制服能让他们自由进出犯罪现场并对他人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换做穿上一件普通的衣服就不会收到这样的效果。在这种特别情境之下,比如军事环境,制服的细小微妙的差别起到了重要的指示作用,在这种情境下彰显出具有重要意义的不同等级区分。这一过程正是对“合法性结构”的展现。

然而,正如上面衣着的例子里体现的,衣着下潜藏的结构并非一成不变。结构是由持续不断的社会行动再生产所支持的,但结构可以被改变。如果个人或团体对某种行为准则提出挑战,那么随着时间推移,新的结构将会被再生产出来。也即行动者具有改变结构的能力。

4 评论与总结

结构化理论受到了人文地理学和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跨越时期,吉登斯的的结构化理论仍然受到了一些批评。部分国外学者指出:

首先,吉登斯所认为的“结构化理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仍有待商榷。尽管他的大部分批评言论都可以感受到出马克思著作对其产生的影响,但确是与“几乎没有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理论的严肃思考”相左(Gane,1983)。事实上,wright(1989)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吉登斯的这些命题“和古典以及近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性理论是大部分相容的”。许多人类地理学家承认结构化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相似性,但是对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而言,这并不是一个更好的理由让他们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观。

其次,许多国外研究学者对吉登斯的折衷主义提出批判。许多评论指出,想要将如此多本质属性不同的理论融合在一起并形成一种新型的综合性理论,这是不大可能的。Mestrovic (1998)指出吉登斯这种尝试融合理论的努力,是极具有政治和道德危险的。

第三,有评论认为,吉登斯本该保留他一直尝试想要超越的“二元对立”。根据Archer (1990)的研究认为,“结构化理论虽然横跨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类型,但同时也在两种理论类型之间摇摆不定——即一个是过于活跃的能动作用,其必然导致一种先天性的社会动荡;另一个则是社会生活的返归性实质紧密相连的、稳固一致的结构化特质”。事实上,一直以来吉登斯都是主张这样一种分析方法论:即分析策略性行动或者分析社会制度。这种策略性的回旋也不过是将“能动作用”与“结构”之间的二元对立,由理论层面上升到方法论的层面上来。如此看来,在人文地理学中发现结构化理论的实证范例的身影完全不足为奇(Gregson, 1989)。

第四,吉登斯的“能动作用”与“结构”概念受到部分研究者的质疑。Thrift(1996, pp.54-5)认为结构化理论中的大部分缺失都可以追溯到吉登斯有限的后结构主义。这其中包括了吉登斯对“结构”概念的理解不足,以及“吉登斯对个人行动的过分强调,而没有全面地考虑到参与到行动中的其他广泛存在的行动网”。

第五,有评论认为吉登斯对文化没有全面的理解。他对文化理解的缺失,不仅使得他的机构化理论框架过于紧缩,而且也弱化了他对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政治的全面理解(Gregory,1994,pp.123-4; Thrift, 1996, p. 55; Mestrovic,1998, pp. 25, 221)。

总之,吉登斯的结构化化理论一定程度确立了人类实践活动看待社会的视角,发现了解决行动与结构及其关系问题的较为科学向度,避免了原子化的个人“要么被低度化为狭隘的自我利益实现, 要么被过度的社会化观点固定为某种社会结构之下的限定物。”(Granovetter,p489-510)一方面,吉登斯响应了马克思的实践观:“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p599)并且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社会理论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他将时空因素引入实践,作为实践的构成要素,揭示了的心理机制和活动的例行化,区域化及制度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发掘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时空观,应该说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实践观和实践二重性观点有着直接的理论渊源,甚至可以说是实践观在结构化理论中的具体运用。 它使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具有了生活实践性,生成开放性以及关系互动性的思维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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